陈锵：工牌002的二十年长跑

一间小办公室里的开场白（2005）

2005 年秋，嘉定安亭，300 平米的小办公室，几张桌子拼起的“战情台”，30 位工程师把图纸摊成山。门上那块新鲜的牌子写着：艾尔维（IAV）。那年，陈锵拿到属于自己的第一张工牌，编号 002。他说：“做工程，最怕热闹，最爱安静。”于是，公司选择了”低调、谨慎、稳扎稳打”的节奏——先把每一件小事做对，再把每一件难事做透。（当年的媒体报道，也记下了这份“低调与稳健”的开场）

把时钟拨回更早的时间：在柏林的课堂上，他读过系统工程的铁律——能力建设先于产品交付。也是在那座城市，他结识了阿佩尔教授的学派（IAV GmbH 创始人），理解了工程之于产业的长期主义。家里，父亲陈礼璠教授曾任同济大学汽车系主任，常把“严谨”“传承”挂在嘴边；后来，“艾尔维”的中文名也由这位老学者提笔。学术渊源像一条温暖的脉络，并非便利，而是约束：把工程当成一生的责任。

“正向”的执念：先把路修好，再谈走多快（2005–2006）

初创两年，团队从陈锵和他的德国总经理两人发展到30 人，再到 50 人，办公面积从300 平米到 700 平米。增长数字并不惊人，却有两件事惊人：第一，树立了“支持正向研发、拒绝逆向拷贝”的底线；第二，把“以工程为纲、以体系为线”写进每个项目的任务书。这意味着：就算没有镁光灯，也要把电气架构、底盘电控、整车集成这些“看不见的骨骼”打磨到位。那几年，团队在欧Ⅳ排放、整车结构与试验上替不少本土项目“先修路、再上车”——先把方法论落地，再谈成果。

Lavida：一款车背后的“师徒制”（2006–2008）

2008 年 6 月，Lavida（朗逸）上市。这是上汽大众首款由中国团队主导开发的大众量产车型，在2008 年北京车展首秀后走上市场。但对陈锵来说，更重要的是2006–2008这段“沉下去”的时间——

• 他把工程任务拆成“能力清单”：需求管理、目标分解、接口控制、验证矩阵、试验回归……每一条都要“有方法、有工具、有场景”。

• 德国专家与留德回国工程师组成“双导师”小组，手把手带本土工程师：从底盘调校的“主观—客观闭环”，到 E/E 架构的“信号—功能—安全三表联动”，再到本土化零部件适配的“工程变更闭环”。
• 评审不做 PPT，不讲形容词。所有结论回到数据、台架、实车；所有问题关进变更与缺陷的闭环系统。

那两年，会议室里常出现这样的对白：

“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把一辆车做出来，而是把一支队伍带出来。” “若只是模仿，永远只能追在别人车尾；只有创新，才能跑在正确的车道上。”

Lavida 的成功当然体现在销量与口碑，但对这支队伍而言，它更像“中国工程师第一次真正主导整车开发”的分水岭：当流程、方法、工具与文化被完整地“移植—生根—本土化”，能力就开始具有可复制性与可传承性。

反内卷的方法论：从“更快”到“更对”（2010 以后）

2010 年之后，团队把“更快”换成“更对”：

• 系统工程优先于功能堆砌；引用标准（排放/功能安全/网络安全）优先于“土办法”；试验信度优先于“赛道神话”。
• 在整车设计、底盘电控、汽车电子等领域，团队坚持“一图到一车”：从架构图到BOM到工装到验证报告，每一环都要数据闭环，每一项都能被审计与复现。
• 面对“卷参数、卷配置”的市场喧嚣，他们选择“卷可靠性、卷一致性、卷体系化能力”。反内卷不是慢下来，而是在更长的时间轴上跑赢。

有人问陈锵，全球化对工程意味着什么？他答：“不是把人送出去把产品卖出去，而是把方法与标准对齐，让中国的工程现场能与世界同频。当我们的台架、流程、数据与审核都达到同一套规则时，‘全球化’才有真正的意义。“

传承这件小事

关于“传承”，陈锵从不多说。偶尔在廊道里，他会讲起父亲陈礼璠教授当年的课堂： “工程教育的意义，不是告诉你答案，而是教会你如何守住边界。” 他也会提起自己的师门与学缘：阿佩尔教授的系统观、柏林工业大学的严谨气质，以及那枚写着“艾尔维”的中文名字——是礼物，更是约束：工程，须有敬畏。合规与边界，在这里不是口号，而是做事的顺序：先有边界，才谈创新；先有流程，才谈速度。⸻

尾声：把“002”写成一个集体的编号（2005–2025）

二十年回望，从嘉定的300平米到上海、北京、合肥三地总计3000平米，工程师人数30人到300人，从欧Ⅳ到整车方法论，从Lavida 的能力建设到更大范围的本土化研发体系，这支队伍写下的，其实是一串可复制的工程叙事：把人带出来，把方法留下来；把产品交付好，把能力沉淀好。

陈锵常念叨一句话：“创新不是选择题，是生存题。” 

当工牌“002”逐渐褪色，它也成为一个集体的编号——属于每一个愿意在全球化的坐标里、用高质量研发对抗短期内卷的工程师。